01
1941年12月8日，清晨，北平。
凛冽的寒风卷着干燥的尘土，在古都的胡同里穿梭，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哀鸣。
燕京大学的校园内，曦光尚未完全刺透薄雾，显得格外静谧。然而，这份静谧之下，一股看不见的暗流正急速涌动。
物理系主任班威廉（William Band）的办公室内，空气凝重得几乎可以拧出水来。他紧锁眉头，盯着桌上那台刚刚组装调试完毕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眼神复杂。机身的金属外壳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冰冷的寒光。这不仅仅是一台机器，这是他和同事林迈可（Michael Lindsay）耗费数月心血，利用从国外辗转购得的珍贵元配件，为另一个世界秘密打造的眼睛和耳朵。
窗外，枯败的藤蔓在墙壁上勾勒出萧索的图案。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
「快！威廉，出事了！」
闯进来的是林迈可，他甚至来不及喘匀气，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焦灼。他手中紧紧攥着一台小巧的收音机，那里面刚刚播报了一条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消息。
「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美国对日宣战了。」
班威廉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脑子里“嗡”的一声。他瞬间明白了这句话背后蕴含的巨大危险。作为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美籍教授，他们一夜之间从“中立国”公民，变成了日本的“敌国”公民。
「日本人……会立刻封锁燕大。」
林迈可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千钧。
「他们会把我们当成间谍。我们和……那边的联系，很可能会暴露。」
两人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的瞳孔里看到了同样的恐惧和决然。所谓的“那边”，指的正是他们一直秘密援助的、由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八路军。这些年，他们利用教授身份作掩护，采购药品、通信器材，甚至亲手组装了十几部电台，通过秘密渠道送往根据地。
这些事情一旦被日本宪兵队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必须马上走。」
班威廉果断地说道。
「去哪里？」
「去找八路军。那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生路。」
林迈可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
没有时间收拾行李，没有时间向任何人告别。每一秒钟的延误，都可能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林迈可的中国妻子李效黎和班威廉的妻子克莱尔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她们以最快的速度抱起最年幼的孩子，脸上血色尽褪。
林迈可当机立断，冲到楼下，发动了燕大校长司徒雷登那辆黑色的小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在这死寂的清晨，显得格外刺耳。
「快！上车！」
两对夫妇，带着孩子，挤进了这辆狭小的汽车。车轮碾过校园里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当他们火速驶出燕大东校门时，林迈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
他似乎能听到，从遥远的西校门方向，传来了日本军车马达的轰鸣声。
后来的记录证实，就在他们离开后不到十分钟，日本宪兵队的车队便气势汹汹地从西校门冲入燕园，大肆抓捕抗日师生，并迅速封锁了整个校园。
他们与抓捕，仅仅相隔了生死一瞬。
汽车在颠簸的土路上疯狂疾驰，目标只有一个——逃出北平，向西，去寻找那个在地图上并不存在，却在他们心中无比清晰的目的地。
车窗外，是广袤而萧瑟的华北平原。车窗内，是四颗因紧张和未知而剧烈跳动的心。他们不知道前路有多少关卡，不知道是否会被追上，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赌上一切。因为在这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02
当林迈可驾车冲破日军在北平外围设置的最后一道关卡时，车里的每个人都有一种虚脱的感觉。他们成功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茫茫平西，山峦叠嶂，到哪里去寻找八路军？
幸运的是，林迈可凭借着之前为根据地输送物资时建立的模糊记忆和秘密联络站留下的蛛丝马迹，最终与前来接应的冀热察挺进军的游击队员接上了头。
电波穿越重重封锁，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送到了挺进军司令员萧克的案头：燕京大学的两位“洋教授”已经安全抵达平西根据地。
萧克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个消息转发给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电报抵达平山县吊儿村——晋察冀军区的心脏地带时，已是深夜。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准备休息。当译电员将这份标有“加急”字样的电报送到他手中时，他原本疲惫的脸上瞬间绽放出了难以抑制的喜悦。
「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也！」
聂荣臻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身边的参谋们有些不解，两位外国教授的到来固然是好事，但为何能让一向沉稳的聂帅如此激动？
只有聂荣臻自己心里清楚，这两位教授对他，对整个晋察冀根据地，意味着什么。
这要从根据地的“心病”说起。
自1937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以来，随着力量的迅猛发展，一个巨大的瓶颈日益凸显——通信。在日伪军的残酷分割和封锁下，广阔的根据地被切割成一个个孤岛，部队之间的联络、指挥，情报的传递，完全依赖于无线电台。
然而，技术人员的极度匮乏，成了悬在聂荣臻心头的一把利剑。
最初，整个军区司令部电台队，算上队长钟夫翔，也仅仅只有三个人。他们既要负责司令部的日常通信，又要承担教学任务，创办无线电训练班。
尽管训练班以惊人的速度连续举办了六期，培养了五百多名报务员，勉强满足了各分区电台在数量上的需求，但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暴露无遗。
这些速成的报务员，大多只懂得最基础的收发报操作。他们会“用”，但不会“修”。一旦电台出现故障，就束手手脚；更不用说，面对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新式电台，那些复杂的电路和原理，在他们眼中如同天书。
技术上的落后，意味着在信息战中处于绝对的被动。聂荣臻深知，没有强大的通信技术保障，再英勇的部队也可能变成聋子和瞎子。
他指示将训练班改为“研究组”，希望能够实现技术上的突破。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研究组的成员，要么是有些文化理论知识、但缺乏实践经验的青年学生；要么是有点实践经验、但理论基础薄弱的老报务员。没有高水平的导师指引，研究工作迟迟无法深入。
就在这个最关键的当口，林迈可和班威廉来了。
聂荣臻对林迈可并不陌生。早在1938年和1939年的暑假，这位热心的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就曾两次穿越封锁线，来到晋察冀看望他的好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在那两次会面中，聂荣臻与林迈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向这位英国朋友介绍根据地的战绩，也坦诚地谈及物资的匮乏。林迈可不仅是经济学教授，更是一位无线电爱好者，技术水平相当高。聂荣臻曾请他检修调试过司令部的电台，其精湛的技术给聂荣臻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班威廉，更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一位真正的物理学和无线电领域的权威专家。
这两位教授的到来，对于求贤若渴的聂荣臻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不，是久旱逢甘霖！他们不是普通的国际友人，他们是能够解决根据地最核心技术难题的“大宝贝”，是求都求不到的顶级人才！
「立刻给萧克回电！」
聂荣臻的声音因激动而显得有些高亢。
「盛情邀请林迈可、班威廉教授夫妇，到军区司令部来！不，不是做客，是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他紧接着对身边的秘书下达了一连串口头指示。
「通知后勤部门，立刻收拾出最好的院子，要干净，要安静，要安全。」
「派人去通知冯志华，就是以前给白求恩同志当过炊事员的那个老师傅，请他出山，专门负责两位教授的饮食。」
「还有，想尽一切办法，给我在根据地找一些牛奶、黄油、面包、咖啡……就算找不到，也要想办法做出类似的东西来。一定要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和尊重！」
一道道命令从这个小小的村庄发出，整个晋察“冀军区后勤系统都为了迎接这两位特殊的客人而高速运转起来。
聂荣臻明白，要留住这样的人才，光有热情是不够的。他要让他们看到，在这片贫瘠而烽火连天的土地上，同样有着对知识的渴望，有着对未来的远大规划，有着他们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一场精心准备的特殊“欢迎仪式”，正在酝酿之中。这不仅仅是一次接待，更是一次关乎根据地未来的“战略投资”。
03
1942年的春节刚过，太行山的沟壑里还残留着冬日的严寒。
在挺进军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士光的陪同下，林迈可、班威廉两对夫妇，经过数日的跋涉，终于抵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平山县吊儿村。
当他们走进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山村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感染。这里虽然物质条件艰苦，却处处透露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战士们的脸上没有丝毫的颓丧，反而洋溢着乐观和自信。
聂荣臻司令员推掉了当天所有的工作，亲自在村口迎接他们。
「欢迎你们，我的朋友！我们等了几个星期，才把你们等来啊！」
聂荣臻紧紧握住林迈可和班威廉的手，言语中充满了真挚的热情。
随后，一场高规格的欢迎大会在村里的空地上举行。战士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
军区为他们安排的住处，是一个收拾得一尘不染的独立院落。房间里有轻便的木制家具，床铺上垫着厚厚的稻草，温暖而舒适。墙上挂着许多放大的照片，展示着游击队活动的情景。
林迈可和班威廉夫妇，将这里亲切地称作“国际和平饭店”。
然而，真正让他们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是当晚聂荣臻为他们举行的接风宴。
在班威廉夫妇后来所著的《新西行漫记》中，他们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在走进聂将军的餐室里时，才达到了最高峰。的确，我们连连擦了几下眼睛，疑惑我们眼睛发花，看错了吧？因为在一张大餐桌上，雪白的台布上面，安设着16个座位，完全是西式大菜格局，一件刀叉都不缺。」
桌上摆着许多花样的冷盘，尤其是一大盘用火腿、鸭丁、蛋块、番茄做成的沙拉，让他们垂涎欲滴。此外，还有牛奶、黄油、面包、土豆，以及加了白糖的上好咖啡。各色的鱼有煎有煮，甚至还有一个巨大而华丽的冰冻大蛋糕。
「我们是在做梦么？这里真是游击队兵营么？」
班威廉夫妇在书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眼前的一切，让他们回想起了过去在北京时快乐的野餐会。而聂荣臻将军，给他们的印象，也更像是一位大学校长，充满了优雅的风度，而非他们想象中游击队战略家的模样。
聂荣臻举起酒杯，诚恳地对他们说：
「燕京大学你们一时回不去了，但晋察冀边区有你们新的用武之地。中国抗战，急切需要你们这些大教授的帮助和支持。」
这顿精心准备的西餐，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战时根据地，其价值不言而喻。它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热情好客，更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对知识和人才的极度尊重。
聂荣臻深知，对于这些在西方文明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而言，生活习惯上的关照，是建立信任和友谊的第一步。他用这种最直观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最大诚意。
接下来的几天，聂荣臻亲自陪同他们参观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让他们亲身感受这片土地上勃勃的生机。他带他们看军民开荒的农田，看简陋却高效的兵工厂，看孩子们在露天上课的学校。
最后，他带着他们走进了一间不起眼的土坯房。
屋子里，几名年轻的战士正围着一些无线电设备捣鼓着，脸上满是求知与困惑。
聂荣臻指着这些设备，对两位教授说：
「电台，是指挥作战和侦测敌情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成立了无线电研究组，想提高技术水平，但现在最缺的，就是导师。」
说到这里，聂荣臻的表情变得无比郑重。他转向林迈可和班威廉，以一种近乎请求的语气，正式地发出了聘请：
「我恳请两位先生，担任我们研究组的导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值得你们参加。」
看到聂荣臻如此礼贤下士，看到根据地对技术的迫切需求，再回想那顿饱含深情的西餐，林迈可和班威廉被深深地打动了。
他们意识到，在这里，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再是书斋里的理论，而是能够直接为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力量的武器。
他们欣然应允。
就这样，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里，两位来自世界顶尖学府的教授，穿上了八路军的灰色军装。无线电研究组正式更名为“高级班”，一个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堪称传奇的“大学”，即将拉开帷幕。
为了给两位教授当好助手和翻译，聂荣臻特地征得八路军总部的同意，将陪同他们前来的、毕业于北大和清华的王士光留了下来，担任无线电大队的教育股长。
一切准备就绪。这个日后被学生们骄傲地称为“吊儿大学”的战地学府，即将在炮火声中，开始讲授足以改变未来的知识。
04
“吊儿大学”的教室，设在离“国际和平饭店”大约半公里远的一间破旧民房里。
这里没有燕京大学的红砖绿瓦，只有斑驳的土墙和漏雨的屋顶。课桌，是搭在几个土坯上的几块木板。学生的全部“家当”，就是随身的被服、碗筷和一套换洗的军装。
班威廉在日记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教学环境：
「一边是刻苦学习的莘莘学子，一边是猪和鸡，驴儿和石磨，还有一个老太婆常坐在教室的门槛上用双手把麻搓成绳子。」
环境的简陋，超出了两位教授的想象。但学生的素质，同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聂荣臻对高级班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为了保证生源质量，他亲自下令，从各个分区选调了一批上过大学、高中的优秀青年补充进来。高级班的26名学生，个个都是放弃了安稳的学业、投身抗战的热血青年。他们身上，有一种对知识近乎贪婪的渴望。
两位教授根据学生们文化水平的差异，将他们分成了甲、乙两个组。
甲组9人，文化基础最好，由林迈可和班威廉用英语直接授课。林迈可负责讲授无线电工程等专业课程，班威廉则负责讲授高等物理、微积分等基础理论课程。
乙组的教学方式则颇具特色。由甲组的学生王士光、林爽将听课笔记翻译成中文，刻印成讲义，下午再由他们二人分别辅导乙组学生。王士光和林爽，既是学生，又是“先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助理教授”。
课程的设置，完全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来的。必修课有大学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选修课则更加高深，包括高等数学、高等电磁学、光学，甚至还有量子论和相对论。
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教一群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战士学习微积分和相对论，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
班威廉教授自己也曾感到困惑。他找到聂荣臻，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聂将军，战事如此紧张，为什么要把这些急需的人才从前线调回来，学习这些看似离战争很遥远的理论课程呢？这对眼下的战事，有什么直接的用处呢？」
聂荣臻的回答，让这位西方教授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他回答道：
「八路军并不单纯是一个战斗队，它更是一座大学校。中国在战后的建设，需要一大批工程师，尤其需要一批有革命理想的工程师。这些优秀青年在抗战中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忠诚，无疑是人才中的精华。我们目前的训练计划，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培养工程师。」
班威廉频频点头，他被聂荣臻那超越了战争本身的深邃目光和远见卓识所折服。他终于明白，他所参与的，不仅仅是一次战时的技术培训，更是在为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播撒科技的火种。
教学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了。
两位教授按照正规大学的要求，严格治学，加快进度。而学生们，则以惊人的毅力紧紧跟上。晚上，油灯下，总能看到他们埋头苦读、激烈讨论的身影。学习好的同学，会毫无保留地帮助进度稍慢的战友。
这种纯粹而高尚的学习风气，让班威廉感慨万千。他不止一次地问学生：
「怎么好的学生和人才都到八路军里来了？我在燕京大学教学很久，为什么没有遇到过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学生们的回答质朴而坚定：
「因为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来的革命青年。我们的学习，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学，为全国解放以后进行建设而学。这既是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的理想。」
05
平静的学习生活，很快被日军残酷的“扫荡”所打破。
高级班不得不跟随军区司令部，开始了在太行山脉中艰难的迁徙。他们由南向北，先后转移到平山、阜平两县的数个村庄，山沟越钻越深，条件也越来越艰苦。
两位教授放下了昔日的一切尊荣，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转移。
教学没有因此中断。
有时候，他们把老乡废弃的羊圈打扫干净，就成了临时的教室。
有时候，敌机在头顶盘旋轰鸣，他们便转移到村外的树林里，把一块小黑板挂在树干上，继续上课。粉笔写在黑板上的“沙沙”声，与远处隐约传来的枪炮声，交织成了一曲战地教学的独特交响。
在颠沛流离中，理论学习与实践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林迈可教授受聘担任了晋察冀军区无线电通信技术顾问。在聂荣臻的支持下，他将分散在各单位的无线电元配件全部集中起来，供学生们实习使用。
他指导学生，用这些五花八门的元配件，成功组装出了多部更加轻便、适合游击战使用的新型电台，送往前线部队。
更重要的任务，是对根据地现有的上百部电台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目标是提高接收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这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至关重要。
改造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关键的数学难题，需要推导出一个复杂的公式。林迈可一个人无法完成，他便向聂荣臻求助。聂帅立刻下令，将根据地所有懂数学的人才集中起来，组成攻关小组。
几天几夜的奋战，在昏暗的油灯下，在一张张粗糙的草纸上，经过无数次的演算和推导，那个关键的公式，终于被成功破解。
当改造后的第一部电台成功接收到过去难以捕捉的微弱信号时，整个高级班都沸腾了。
这次成功，极大地提升了整个晋察冀军区的无线电通信指挥能力，使其在技术上保持了最佳的运行状态。
然而，危险也如影随形。
为了推广新技术，林迈可常常需要带领学生，穿越日军密布的铁路、公路封锁线和碉堡据点，到各个军分区去进行巡回指导。
一次，在转移途中，他们与一支日军巡逻队猝然遭遇。
枪声瞬间响起。为了掩护林迈可和学生们安全转移，负责警卫的一个班的战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迎向敌人的子弹，用生命为他们开辟出了一条通路。
当林迈可一行脱离险境时，身后，枪声已经平息。那个班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这件事给林迈可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为了保护知识的火种，这些年轻的中国军人，可以付出怎样惨烈的代价。
后来，战地文工团将这个故事编成了一首悲壮动人的歌曲——《保护国际友人林迈可》，在整个晋察冀根据地传唱。
06
在两年左右的教学时光里，两位教授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一丝不苟。周考、月考、期终考，一样都不少。他们为每个学生的表现都写下了详细的评语。
学生的成绩，按照A+（特优）、A（优秀）、B（很好，高于一般大学生水平）、C（大学一般水平）几个等级来评定。
翻开当年的成绩单，可以看到：王士光的大学物理是A，电工原理是A+；林爽的大学物理、微积分、电工原理、电路分析，全部是A。其他学生的各科成绩，也大多在B以上。
两位教授对学生的成绩感到非常满意。他们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完全达到最高级大学的水-准。」
「可以与任何第一流大学成绩相比而毫无逊色。」
最后，他们郑重地提出：
「我们这里，应当名副其实地称作‘吊儿大学’！」
从此，“吊儿大学”这个名字，就在学生们中间骄傲地流传开来。
在艰苦的岁月里，聂荣臻对两位教授的关怀也无微不至。他时常过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每逢圣诞节，都会按照西方的习俗，为他们准备礼物和丰盛的晚餐。
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在根据地分娩时，聂荣臻特地从北平请来了一位协和医院的产科大夫为她接生。林迈可夫妇为这个在战火中诞生的女儿，起了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中文名字——林海文。
聂荣臻亲切地称林海文是晋察冀的“战地之花”，不止一次地将她抱在怀里，享受着片刻的温馨与和平。
深厚的师生情谊，崇高的革命友谊，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凝结成了永恒的记忆。
1943年8月，高级班的基础理论课程几近完成。由于健康原因，班威廉夫妇先行离开晋察冀，前往延安。
1944年春节，高级班的学生全部结业。林迈可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在聂荣臻的支持下，前往延安。在那里，他设计建造了功率更大的发报机和定向天线，第一次让延安的声音，清晰地传向了全世界。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和班威廉两对夫妇，都先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与中国的这段传奇经历，却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吊儿大学”并没有因为两位教授的离开而结束。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骨干学生，接过了教鞭，继续举办了四期培训班，又为我军培养了近300名无线电人才。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47年，这所战地大学正式升格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专科学校。 1948年，更名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它几经更名，最终在1988年，定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是的，这所诞生于太行山深处、在羊圈和树林里上课的“吊儿大学”，正是今天享誉海内外的“西军电”的直系前身。
然而，它的传奇，还远远没有结束。从这个不起眼的吊儿村里走出去的学生们，即将在一个更宏大、更令人心潮澎湃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07
时间来到1956年。
在中南海，一项关系到国家长远命运的绝密决策正在酝酿。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新中国的领导人决心发展自己的尖端武器——导弹。
同年7月，国防部第五局（导弹管理局）正式成立。
一纸任命，将一位从“吊儿大学”走出来的学生，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他就是钟夫翔。
这位当年晋察冀军区电台队的队长，高级班的学员，被任命为国防部五局的第一任局长。而他的搭档，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则是刚刚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巨擘——钱学森。
钟夫翔，这位被誉为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领导者，开始了他新的征程。
紧接着，更多“吊儿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的名字，出现在了中国第一代导弹航天事业的创业者名单上。
林爽，当年高级班的“学霸”，那个各科成绩都是A的高材生，被任命为国防部五院第一总设计师室主任、地地型号导弹总设计师。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林爽临危受命，带领团队，继续研制被誉为“争气弹”的“东风一号”导弹。同年11月5日，仿制的“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中国从此拥有了第一枚自己的弹道导弹。
但这仅仅是开始。聂荣臻元帅指示，必须尽快自主研制出射程更远、具有实战价值的中近程导弹。
林爽，再次被任命为我国第一枚自主研制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总设计师。
经历了1962年第一次发射失败的沉重打击后，他和团队顶住巨大压力，总结教训，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成功将“东风二号”送上了蓝天。
随后，他又转战固体导弹领域，担任第四研究院院长，在四川的深山里，为我国的固体弹道导弹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王士光，那位毕业于北大、清华的“助理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两弹一星”地面测控系统的开拓者。
从原子弹爆炸的遥控系统，到洲际导弹的无线电测控系统，再到人造卫星的跟踪、测量、通信系统……这些构筑国家安全基石的大国重器背后，都凝聚着王士光的心血。他和他领导的团队，为共和国的“三抓”（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工程，提供了最关键的电子技术支撑。
还有梁骥，当年晋察冀一军分区的无线电队队长。他后来担任了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为中国航天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宏伟的战略蓝图。
……
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一段段辉煌的功绩。
1983年，林迈可教授再次访问中国。当他昔日的战友萧克将军，向他介绍这些学生后来的成就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英国老人，脸上露出了无比欣慰的笑容。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使我非常高兴的是，知道了当时参加我们无线电工程研究班的一些人已经提升到电子遥讯机构的领导岗位上来了，如王士光、钟夫翔、梁骥、林爽等。」
这，或许就是对那段烽火岁月中，在太行山深处点燃的知识火种，最好的告慰。
从吊儿村的土坯房，到戈壁滩的发射架；从羊圈里的黑板，到九天之上的星辰。
“吊儿大学”的故事，早已超越了一所战地学校的范畴。它是一个关于远见、尊重、求知和奉献的传奇。它雄辩地证明了，一个民族，无论身处何等艰难的境地，只要始终仰望星空，尊重知识，为未来播撒下希望的种子，那么这颗种子，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足以庇护整个国家的参天大树。
【参考资料来源】
《党史纵览》 2018年第4期【英】 班威廉、克莱尔：《新西行漫记》《聂荣臻回忆录》《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史》相关文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史资料
权威股票配资,靠谱的配资,投赢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